美国利率市场化对银行业的影响分析

　　随着7月19日贷款利率下限的放开，我国利率市场化步伐骤然加快。短期内似乎影响有限，但其长期挑战不容忽视，而有些影响甚至在眼下就已悄然发酵，因而其对银行业的影响需要认真研究。
　　
　　考虑到美国银行业数据较为完整，特别是数据时间序列较长，涵盖了其利率市场化政策持续推出的1970年-1986年间，因而，本文主要把美国作为先行者进行分析。当然，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无法保证所有数据的起讫时间良好一致。
　　
　　美国利率市场化对银行业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五大特征：
　　
　　一是银行收入结构将经历调整，中型银行“腹背受敌”。
　　
　　存、贷款利率放开，首当其冲的是存贷利差被压缩，利息收入占比下降。美国经验显示，在利率市场化政策持续推出的最初十年里，净利息收入相对总资产的比率剧烈波动，在最初五年里一度显著下滑，但此后却持续回升。这种变化主要是通过银行将资产中的更大比例配置于高息资产来实现。
　　
　　与此同时，非利息收入相对总资产的比率总体持续提升。这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1970年代美国利率市场化开始后利率剧烈波动和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后汇率浮动，使得汇率、利率避险金融产品迅速发展，拓展了商业银行获取非利息收入的渠道。
　　
　　利率市场化中银行收入结构的变化，对不同规模的机构影响不尽相同。利差压缩对依赖大型企业的大银行利息收入压力更大，而对主要向中小企业投放信贷的中小银行的利息收入影响较小。但是，大企业从传统信贷转向直接融资，虽然减少了大银行的利息收入，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其却为大银行带来了投行等非利息收入的上升。因而，大银行在创造非利息收入的创造上，比中小银行更有优势。根据美国不同规模银行的数据显示，大银行的利差的确比中小银行要低得多，但其非利息收入占比则比中小银行要高得多。
　　
　　大企业转向直接融资，迫使大银行“向下”寻找新的信贷客户，而这些客户就是中型银行信贷的主要对象。而中型制银行也面临顺次“向下”寻找小微企业的压力。但是，在对小型企业融资的风控这方面，中型银行与小型银行相比却并无太大优势，由此“腹背受敌”压力最大。因而，正如资料显示，美国中等规模的银行（资产规模2.5亿美元-100亿美元）的生存时间最短、倒闭的比例也最高，而最小和最大的银行却反而都更为稳定。
　　
　　二是资产负债表将经历剧变，定价能力和平衡的风控文化是生死“护身符”。
　　
　　上文得出的结论是，利率市场化时期是银行收入结构的“换档期”：传统利差收入被压缩，非利息收入有待开拓。如何保持盈利的稳定是一个挑战。但如果处理得好，银行盈利水平仍有可能较为平稳地度过这段“煎熬期”。
　　
　　资料显示，至少在利率市场化进程持续推进的1970年-1982年间，美国银行业的盈利水平还是总体保持平稳。这种业绩的取得，主要是通过银行积极的资产负债表调整来实现的：在资产方，压缩低息资产而更多向高息资产配置；负债方，更多吸收可管理的负债。
　　
　　在资产方，资料显示，低息的债券投资被大幅压缩（这种状态直到1985年发生大量银行倒闭之后才又有所回升），贷款占比大幅提高，低回报的联邦基金投资则始终维持在5%以内的极低水平。在贷款中，则出现了向工商企业和票据投资的大幅下降，与此同时面向房地产的抵押贷款（这里的抵押贷款包括住宅、商业地产和农地，主要是商业地产升幅较大）急剧上升。
　　
　　在负债方，资料显示，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由于比存款收益率更高的替代工具开始出现，如货币市场基金和大额可转让存单（CD），直接使得不支付利息的支票存款占比急剧下降，这种变化对银行来说是被动的；与此同时，长期负债和主要通过发行小额CD获得的小额定期与储蓄账户存款、货币市场工具占比明显上升，这些工具之间的结构变化则具有银行主动调整的特征。特别是合计占比达六成的后两者，均为期限1年以内的短期负债（货币市场工具多为1周以内，CD多为90天到1年），与贷款相比它们期限更短，因而，期限错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控制成本的作用。
　　
　　收益和风险总是对等的。资产配置中更低的债券比例和更高的贷款比例，加上负债方短期负债占比的上升，意味着更大的流动性风险；在大企业“脱媒”的情况下，贷款占比的提升也意味着信用风险的上升，尤其是房地产贷款的急剧飙升，其实已蕴含随后出现系统性风险的端倪。最终，在1985年-1990年间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调整，诱发“储贷机构危机”造成了大量银行倒闭。因此，强化定价能力、平衡好收益和风险之间的关系，是决定一家银行在利率市场化过渡期结束后还能否继续存续的关键。
　　
　　三是市场化催生新业务，非利息收入提升。
　　
　　从利率市场化进程开启之前并一直延续到1982年，美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经历了一个迅速上升过程；但因利差收入仍然丰厚，所以非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在60-70年代却一直是下降的；反倒是在非利息收入增速见顶回落的1982年，却构成了占比出现持续回升的拐点。
　　
　　从具体业务类型来看，资料显示，按照在非利息收入中占比的高低排序，分别是存款账户收费、信托、资产证券化净收益、交易账户所得和收费、投行财务顾问经纪担保收费和佣金、贷款转让净收入。其中，信托和交易账户所得和收费占比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明显上升。
　　
　　对交易账户所得和收费收入的上升来说，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和与之伴随的银行更为深入地参与其中是最重要的驱动因素。资料显示，在各类衍生品中，利率类的衍生品大约占八成，汇率类的大约占一成。如果从期货和期权来看，数据显示，期货和期权市场规模都成倍增长。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衍生品的发展对不同银行并非机会均等。在美国，1997年前100家银行大约占了全部衍生品市场份额的99%，其中前10家银行更是占到了90%的份额。从衍生品交易对收入的贡献来说，整个银行业其贡献仅在微不足道的5%以内，但对前五大交易商中典型的商业银行来说，则可以占到10%左右。因此，从一开始就加以重视并由此锻炼出强大交易能力的机构，将能够在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催生的衍生品发展中，分享到可观的收益。
　　
　　与此同时，商业银行的投行业务也将迎来大发展机遇，其不仅包括债券承销，也包括标准信贷和债券之外非标准化组合融资的提供。资料显示，利率市场化后美国商业银行在公司债券承销市场上的份额急剧上升，从1990年前后微不足道发展到2000年后占比已超过70%。与此同时，利率市场化前后美国非金融企业的融资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贷款和标准债券的融资占比相对下降，而离岸融资、贸易融资和其他融资的占比却大幅上升。
　　
　　为争取交易、投行客户，咨询类的附加服务变得越来越重要。也正因为如此，凡是交易和投行能力强大的机构，其研究分析团队都在市场享有盛誉。
　　
　　四是依托科技力量，低成本扩张网点。
　　
　　在美国利率市场化推进过程中，竞争更为激烈，为应对竞争压力，各家银行都努力扩张网点。资料显示，1985年-1995年间，美国银行业分支机构数目大幅上升，但与此同时成本却大幅下降。这其间除有1985年-1990年前后房地产市场调整因素外，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商业银行借助于那时刚刚发展起来的信息科技力量，在网点扩张的同时令成本出现了下降。
　　
　　五是金融机构数目先增后减，行业大洗牌不可避免。
　　
　　利率市场化往往伴随着对金融行业进入的放松。由于管制时期银行业利润令人艳羡，设立银行的管制放松之后，会吸引大量资本进入银行业。进入之后加剧了银行业竞争，为后来竞争失利、银行倒闭和兼并埋下了伏笔。资料显示，1970年-1986年这段美国利率市场化时期，银行家数出现明显增加，而大致在1986年之后则出现急剧减少。这主要是因为在1982年-1992年间，美国出现了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一次银行危机，期间金融倒闭的家数是1934年-2013年间最多的，史称“储贷机构危机”，这次危机令银行数目大大减少。
　　
　　我国目前也已明确提出鼓励设立风险自担的民营银行；加上当前在信息技术的驱动下，跨界进入银行业的非金融企业越来越多，这些都意味着未来银行业将进入一个群雄纷起的“战国时代”。预计大约经历5-10年的时间，将出现一次银行业的大洗牌：大量银行倒闭和被兼并。
　　
　　综上，利率市场化过程其实是银行业收入结构调整期、新兴业务培育期、资产负债结构调整期、风控文化和定价能力调适期、网点结构调整期、行业结构调整期。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昨日(17日)表示，投资合作是中俄经贸关系的重要内容，中方支持有实力的国有、民营企业赴俄投资。
　　
　　昨日（17日），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经贸合作分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俄双方高层共同探讨了促进双边贸易增长、机电产品及现代化领域合作、相互投资合作、边境和地方间经贸合作、木材深加工合作，以及妥善处理贸易摩擦等问题。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乌柳卡耶夫称，俄中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具有发展潜力。俄中商定的包括40多个合作项目在内的现代化领域合作项目清单将为双方进一步推进经贸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俄方欢迎中方企业赴俄投资，愿改善投资环境并提供便利。
　　
　　高虎城指出，2012年双边贸易额达到882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中国已连续3年成为俄第一大贸易伙伴，俄在中国贸易伙伴中排第九位。
　　
　　此前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透露，两国在能源、核能、航空、航天、科技、运输、通信等领域的大项目合作全面推进，地方经贸合作蓬勃发展。

　　日前的卢比危机并未冲击外国投资者信心，印度也并未遭遇严重“游资出逃”。印度对外资依赖性强，因此外国投资者信心对其发展举足轻重。文章从多方面分析印度游资相对稳定的原因，并指出印度面临经济增速长期缓慢的问题。印度亟待税制和劳工市场改革，以使经济重回高点。

　　受卢比暴跌影响，印度一度陷入危机。幸运的是，这场危机并未削弱投资于印度大公司的外国投资者信心。印央行新晋行长Raghuram Rajan承诺对财政部门实施改革后，卢比终见反弹。此外，尽管美联储缩减购债规模的预期使金融市场人心惶惶，大多数观察人士却认为缩减购债规模将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一些人士认为，印度最严重的一场货币危机似乎已经结束。

　　卢比危机过去与否，目前下结论无疑太过草率。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近期的震荡中，外国股票投资者仍充满信心，并未从印度股市中大幅撤资。在8月危机最严重时，股票市场遭遇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5.01亿元)的资金外流。然而在9月的上半月里，这些资金又重新回流。尽管印度宏观经济预期不尽人意，本财年印度股票吸收的外资仍高达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2.24亿元)。

　　外国投资者信心对印度发展举足轻重，因为在所有新兴市场里，印度对外资的依赖性最强。里昂证券(CLSA)称，印度股市规模达1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11万亿元)，其中外国股民所持份额高达22%，股市中近一半的股票都能够自由交易。此外，短期投资组合流动因引发新兴市场波动而备受指责，然而印度的游资却十分稳定。

　　印度游资相对稳定有多方面原因。首先，一些投资者对未来印度经济增长的基本原理深信不疑，因此他们持有信息技术外包、制药及消费品等领域的大量股本。投资者青睐这些顶尖企业，并对其充满信心。其次，在印度清淡的交易市场上，几乎鲜有买家。此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印度相对贫穷、人口稠密、国内市场广阔，因此发展潜力巨大。

　　尽管货币波动并未削弱投资者信心，印度却受困于长期缓慢的经济增速。近日，汇丰银行(HSBC)将本财年印度GDP增长预期下调至4%，该数字不及前三年的一半。即使运营良好的企业也难以逃脱经济骤缓的冲击，因此企业收入上升的几率十分渺茫。此外，昔日获外国投资者青睐的“黄金投资领域”也在逐步缩减。

　　印度政府必须尽快实行新措施，通过税制和劳工市场改革重振经济。投资者坚信印度经济将很快回升至之前高点，因此尚未撤资。然而现在看来，印度经济迅速复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对此，投资者经受考验的时间越长，下次危机中游资“出逃”的可能性也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