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亚洲开发银行预计,2010年-2020年,亚洲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如果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则需要筹集至少8万亿美元资金。可见,亚投行发展空间十分巨大,未来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将逐步做大做强,由此推动亚洲多边开发银行生态的调整。
□高峰
美国副财长希茨近日称,美国对能增强国际金融架构的新多边机构表示欢迎,希茨还提议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机构与亚投行联合为项目融资。美国态度的软化可能会使更多国家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亚投行现象”进一步引发各方关注。
此前,早在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之际,美国的态度一度颇为坚硬。
美国白宫曾发表评论,指责英国“不断迁就”中国。
然而,美国的言论并没有对其他盟友起到“警示”作用,3月中旬以来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发达大国陆续申请加入亚投行。
如何客观评价这种现象?“亚投行现象”对于中国有什么积极意义?
“亚投行现象”释放三大非常态
亚投行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首批21个意向创始成员去年10月在北京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
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同属于开发银行,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特殊性。然而,为何亚投行会引发社会如此多的关注?归根到底,主要在于“亚投行现象”释放了三大非常态。
一是改变了中国主导建立的开发银行缺乏发达大国参与的局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开发性金融机构发展列入中国政府的战略规划,近年来持续倡导构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虽然这些机构大多处于筹建阶段,但目前只有亚投行才有发达大国参加,这无疑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二是催生了游离于美国主导体系之外的亚洲多边开发银行体系。
美国是二战以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创建者和主导者,目前全球诸多国际或区域治理平台大多是由美国及其盟友来管控。不管美国有没有直接管控相关平台,其都可以通过七国集团等治理体系来确保其主导性。然而,对于亚投行而言,英、德、法、意等发达大国已经主动申请加入,虽然美国对组建亚投行的态度由之前的反对转向欢迎,但组织亚投行的却是中国,这显然游离于美国的主导体系之外。
三是调整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主导的亚洲多边开发银行生态。
亚太经济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较长时期主导亚洲的多边开发银行体系。此次中国主导建立的亚投行,由于有诸多发达大国的介入而使其颇具发展潜力,虽然当前的资本金仍然不是很大,但据亚洲开发银行预计,2010年-2020年,亚洲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如果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则需要筹集至少8万亿美元资金。可见,亚投行发展空间十分巨大,未来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将逐步做大做强,由此推动亚洲多边开发银行生态的调整。
不宜过度夸大“亚投行现象”的全球影响
结合历史经验来看,发达大国加入发展中国家的开发银行等多边机构并不少见,并未对现有秩序构成大的影响,也没有对全球造成巨大影响。
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不仅比世界银行资本低,而且也比亚洲开发银行资本总量少,亚投行从总量方面难以与世界银行或者亚洲开发银行相比拟。而且,亚投行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而现有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则强调以减贫为主要宗旨。可以说,亚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是互补而非竞争关系。
同时,英国等发达大国申请加入亚投行,更多的是经济行为。美国近年来宏观经济呈现持续改善态势,而欧洲经济仍然没有摆脱金融危机及债务危机的双重影响,欧洲经济通缩风险依然较大。在此背景下,寻求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一直是欧洲等发达大国的重要目标,通过深化国际合作特别是与中国等亚洲新兴大国的合作,成为短期稳增长的重要举措。
亚投行重点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及“一带一路”等互联互通,英国等大国加入亚投行有助于深化自身与亚洲的经贸合作,而且欧洲也作为“一带一路”的相关地区,由此可能享受亚投行的基础设施资金投入。
从这个角度看,英国等发达大国抱团申请加入亚投行更多局限在经济合作层面。
从全球治理体系的大局看,“亚投行现象”更多的是暴露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亟待调整完善的问题,但从实质上并未改变国际经济秩序由美国等发达大国掌控的局面。
中国应重视“亚投行现象”
虽然亚投行对全球的影响不应高估,但亚投行是中国主导构建开发银行这一公共产品的尝试,已经引发世界广泛关注。这是世界对中国推动开发银行治理体系建设的关注,也是世界对中国大国发展的期待。在此背景下,中国应高度重视“亚投行现象”,化解潜在挑战,抓住有利机遇,稳步推动亚投行建设发展,并为更广范围内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积累良好的经验。
首先,应更加客观评估亚投行的挑战及有利条件,为未来推动其他区域或国际治理平台建设做好示范。中国在亚投行建设过程中既应重视英国的地位,也应重视理顺中美关系,而不应回避潜在的冲突,将亚投行建设好、运转好,为其他平台建设树立好的形象。
其次,在关注亚投行对外部治理机制影响的同时,也应注重亚投行对国内金融生态的影响。目前关于亚投行建设的影响讨论更多局限于外部,较少关注亚投行对国内的影响。事实上,伴随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较快发展,中国开发性金融取得了重大进展,当前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已经超过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的总和而成为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同时,金融危机以来中央政府倡导构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开发性金融机构。未来如何厘清亚投行与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关系,显然成为促进中国乃至区域金融生态健康运转的重要内容。
再次,应更加重视亚投行运行规则与治理模式研究,为推动开发银行等区域或国际治理体系调整优化奠定基础。“亚投行现象”引发多方关注,但亚投行的运行规则、治理模式等仍有待研究。亚投行定位于基础设施投资而非援助,但这是否意味着相关贷款将有全新的要求?如果不是,该如何保障资金的安全运转?同时,如何让亚投行的行为既体现参与各方的代表性诉求又能保障运转效率?这些问题的破解亟待治理体系创新。
(作者系中国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