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钱包”很大 但不等于“钱多”
李克平阐述海外投资六大盲点 发布时间：2015-07-06 09:47:01 作者：李忠献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中投副董事长、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李克平近日在“2015陆家嘴论坛”上称，政府间协议或者意愿是良好的背景，但并不能代替经济行为，只有投资项目的双方能够找到利益交集，能找到互利共赢的机制、长期合作的安排，才有可能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李克平从六个方面阐述了海外投资可能存在的盲点。
第一，对外投资的主体是政府还是企业？李克平认为，这其实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在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对外开放战略中已经非常明确提出和要求，企业是对外投资的主体，市场化运作是对外投资的要求。但是在现实中仍然会看到一种困惑，中国对外投资的战略是基于中国企业的内部需求，基于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发展需要而设立的，还是政府的一种构想，是企业服务于政府的构想？
这个答案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的国际化、中国的对外发展战略，根源于企业发展的内在需求，是根源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全球经济环境，以及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互补，是这样一个结构决定的。因此，政府的战略规划，只是顺应了经济体、经济主体、企业的内部需求，而提出的一种引导、一种规划、一种支持、一种政策。
在这一意义上应该更多由企业内生的驱动，内部战略的一种推动，作为主要的形式。有时候会经常看到一哄而起的热点，或者大家突然都专注于这些，在一个大的背景下，从这些思维逻辑上可以看到，在现实中会有一种相反的情况，在这一点会对具体的发展过程带来比较大的影响。
第二方面，在对外投资的热潮中，国际化的战略不是一趟列车，没有可以免费搭便车的机会。李克平称，这更像一支驼队，但是这支驼队会有向导、支持和服务。但是真正要到达目的地需要的是每一个经济主体、每一个企业自身的努力。只有通过自身努力才能实现目标，而不是说搭上这个便车就可以实现目的。这一点恰好与企业是否是真正对外投资战略的主体，完全一脉相承。
第三方面，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过程中，今天仍然在一些案例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把中国经验、情景、模式不自觉地、无意识地放在自己的头脑中，并且在投资的判断决策中，用这些经验作为判断。李克平认为，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很多真正在海外有过对外投资实践的企业，都应该有一个切身感受，每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是不同的。
很多中国企业带着在中国成长的经验，会不自觉地影响自己的判断和决策方式，在这一点上应该有足够的警醒，充分关注投资东道国的情况。而且在分析和判断过程中，也过多地使用一种宏观逻辑来进行投资决策。比如在关注中国“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的战略和国际化的规划中，会看到大量的学者、专家运用基础宏观数据，讨论某一个战略、某一个策略，某一个行业这种投资的布局或者投资的策略实施。
从宏观概念上，比如我国缺少资源，谁拥有资源，它就是一个直接的投资对象。其实在真正的投资决策中这仅仅是一个背景，离具体的投资可行和操作的分析判断距离很远。另外，没有一个国家具有中国这样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行政动员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很难以想象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建立基础设施的融资模式，能够在任何一个国家再现。
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当我们投入资金去做这些开发建设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非常关注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土地以及其他环境要求上对这些项目的要求，以及在实施过程中的难题如何破解。
第四方面，关于中国情景的经验主义移植，也会表现在其他领域，比如对于一个投资项目的成功，在中国有独特的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和对经济规模效应的支持。但是在其他国家，这种情景、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有置身于这个情景当中，才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李克平指出，我们很多经验、很多的企业是在国内成长起来的，因此这里有一个思维方式、决策方式的转换。
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在过去这几十年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某些方面甚至是主导性的作用，但是在其他国家并不是这样。因此中国的企业有时候会高估了双方政府意愿对商业行为的影响。当双方的政治家有良好的合作意愿，和政治家达成热切的合作愿望时，并不等于商业行为上的一帆风顺。
只有在直接的经济体，在投资项目的主体双方能够找到交集，双方能够找到利益交集，双方能够找到互利共赢的机制，双方能够找到长期合作的安排，才能够达成一致，才有可能使你的互利共赢愿望实现。因此政府之间的协议或者意愿是良好的背景，不能代替经济行为，而很多中国企业在中国的经验和当地政府达成的良好意愿时，往往会对项目的推动具有直接的主导作用。这一点在境外是不能高估的，否则会使你的决策陷于被动，甚至会造成损失。
第五方面，对外投资活动不是一次签约或者投入，这种投资是一个长期整合、磨合和价值创造的过程。李克平称，这是我们在讨论中国对外投资的时候，有证券市场投资、也有直接投资（FDI），股权参与合资等等各种方式，我们讨论的是直接投资。对于这种直接投资，是一个长期的整合、模式和价值创造过程。
应该说在现实中，我们不难看到对于签约多少、对于签约规模，对于一次性投入的过度关注。而如果看一下案例，特别是失败的案例，就能够看到对前期的高度重视和对长期运营管理、价值创造如何真正实现投资的目的，实现回报、实现收益的忽视和过于简单化的设想。这几乎是所有失败项目中都不会缺少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六方面，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整个社会在讨论这个问题上，充满自信是一种好事，但是大家的自信通常从庞大的宏观数据中得来。李克平认为，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储备国家，是拥有数量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家，是第一大贸易国，但“有钱”也不能任性。
李克平称，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因为有13亿人所以“钱包”看起来大，但决不是“钱多”。中国的外汇储备多，需要更好的多元化管理，但也决不是闲钱，只要投出去就是好事。我们的投资必须对纳税人、必须对股东、必须对储蓄者负责，必须获得相应的回报。所以就像中国的消费者或者极少数的消费者在国外的土豪消费行为一样，中国的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决不能被这种土豪的挥金如土的行为所传染，必须扎扎实实、斤斤计较，对最终的所有人负责。
中投副董事长、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李克平近日在“2015陆家嘴论坛”上称，政府间协议或者意愿是良好的背景，但并不能代替经济行为，只有投资项目的双方能够找到利益交集，能找到互利共赢的机制、长期合作的安排，才有可能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李克平从六个方面阐述了海外投资可能存在的盲点。
第一，对外投资的主体是政府还是企业？李克平认为，这其实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在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对外开放战略中已经非常明确提出和要求，企业是对外投资的主体，市场化运作是对外投资的要求。但是在现实中仍然会看到一种困惑，中国对外投资的战略是基于中国企业的内部需求，基于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发展需要而设立的，还是政府的一种构想，是企业服务于政府的构想？
这个答案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的国际化、中国的对外发展战略，根源于企业发展的内在需求，是根源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全球经济环境，以及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互补，是这样一个结构决定的。因此，政府的战略规划，只是顺应了经济体、经济主体、企业的内部需求，而提出的一种引导、一种规划、一种支持、一种政策。
在这一意义上应该更多由企业内生的驱动，内部战略的一种推动，作为主要的形式。有时候会经常看到一哄而起的热点，或者大家突然都专注于这些，在一个大的背景下，从这些思维逻辑上可以看到，在现实中会有一种相反的情况，在这一点会对具体的发展过程带来比较大的影响。
第二方面，在对外投资的热潮中，国际化的战略不是一趟列车，没有可以免费搭便车的机会。李克平称，这更像一支驼队，但是这支驼队会有向导、支持和服务。但是真正要到达目的地需要的是每一个经济主体、每一个企业自身的努力。只有通过自身努力才能实现目标，而不是说搭上这个便车就可以实现目的。这一点恰好与企业是否是真正对外投资战略的主体，完全一脉相承。
第三方面，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过程中，今天仍然在一些案例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把中国经验、情景、模式不自觉地、无意识地放在自己的头脑中，并且在投资的判断决策中，用这些经验作为判断。李克平认为，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很多真正在海外有过对外投资实践的企业，都应该有一个切身感受，每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是不同的。
很多中国企业带着在中国成长的经验，会不自觉地影响自己的判断和决策方式，在这一点上应该有足够的警醒，充分关注投资东道国的情况。而且在分析和判断过程中，也过多地使用一种宏观逻辑来进行投资决策。比如在关注中国“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的战略和国际化的规划中，会看到大量的学者、专家运用基础宏观数据，讨论某一个战略、某一个策略，某一个行业这种投资的布局或者投资的策略实施。
从宏观概念上，比如我国缺少资源，谁拥有资源，它就是一个直接的投资对象。其实在真正的投资决策中这仅仅是一个背景，离具体的投资可行和操作的分析判断距离很远。另外，没有一个国家具有中国这样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行政动员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很难以想象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建立基础设施的融资模式，能够在任何一个国家再现。
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当我们投入资金去做这些开发建设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非常关注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土地以及其他环境要求上对这些项目的要求，以及在实施过程中的难题如何破解。
第四方面，关于中国情景的经验主义移植，也会表现在其他领域，比如对于一个投资项目的成功，在中国有独特的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和对经济规模效应的支持。但是在其他国家，这种情景、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有置身于这个情景当中，才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李克平指出，我们很多经验、很多的企业是在国内成长起来的，因此这里有一个思维方式、决策方式的转换。
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在过去这几十年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某些方面甚至是主导性的作用，但是在其他国家并不是这样。因此中国的企业有时候会高估了双方政府意愿对商业行为的影响。当双方的政治家有良好的合作意愿，和政治家达成热切的合作愿望时，并不等于商业行为上的一帆风顺。
只有在直接的经济体，在投资项目的主体双方能够找到交集，双方能够找到利益交集，双方能够找到互利共赢的机制，双方能够找到长期合作的安排，才能够达成一致，才有可能使你的互利共赢愿望实现。因此政府之间的协议或者意愿是良好的背景，不能代替经济行为，而很多中国企业在中国的经验和当地政府达成的良好意愿时，往往会对项目的推动具有直接的主导作用。这一点在境外是不能高估的，否则会使你的决策陷于被动，甚至会造成损失。
第五方面，对外投资活动不是一次签约或者投入，这种投资是一个长期整合、磨合和价值创造的过程。李克平称，这是我们在讨论中国对外投资的时候，有证券市场投资、也有直接投资（FDI），股权参与合资等等各种方式，我们讨论的是直接投资。对于这种直接投资，是一个长期的整合、模式和价值创造过程。
应该说在现实中，我们不难看到对于签约多少、对于签约规模，对于一次性投入的过度关注。而如果看一下案例，特别是失败的案例，就能够看到对前期的高度重视和对长期运营管理、价值创造如何真正实现投资的目的，实现回报、实现收益的忽视和过于简单化的设想。这几乎是所有失败项目中都不会缺少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六方面，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整个社会在讨论这个问题上，充满自信是一种好事，但是大家的自信通常从庞大的宏观数据中得来。李克平认为，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储备国家，是拥有数量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家，是第一大贸易国，但“有钱”也不能任性。
李克平称，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因为有13亿人所以“钱包”看起来大，但决不是“钱多”。中国的外汇储备多，需要更好的多元化管理，但也决不是闲钱，只要投出去就是好事。我们的投资必须对纳税人、必须对股东、必须对储蓄者负责，必须获得相应的回报。所以就像中国的消费者或者极少数的消费者在国外的土豪消费行为一样，中国的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决不能被这种土豪的挥金如土的行为所传染，必须扎扎实实、斤斤计较，对最终的所有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