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供给侧改革成效的标准应该是解放生产力。从短期成效来看，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转型的力度。二是放手的效果。三是改革的深度。
□滕泰
自去年第四季度，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近一年，学界从百家争鸣已经统一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认识和指导思想上，明确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不是新计划经济，不是新自由主义，也不能同扩大总需求对立起来。但对“三去一降一补”和培育新供给、新动能的关系、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思想的全面理解，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供给侧改革的躬行与攻坚
调研发现，地方政府从雾里看花开始躬行探索，半数以上省市都出台了各自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但也存在着片面理解、教条主义或者形式主义的问题，个别省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夹杂了一些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各个部门也从一开始的相互观望、观察、研究，到现在陆续推出各自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正在逐步行动起来。但在一些涉及土地、资本和劳动要素市场的深化改革方面，市场正期待着真正的突破；在老百姓关心、供给侧结构性矛盾最突出的民生领域，如医疗供给侧改革、教育供给侧改革、交通、能源改革，还需要真正的攻坚克难，尽快拿出有效的方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进入一个“施工高峰期”；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要着力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供给、新动能，并出台了《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工作方案》；9月9日，省部级干部研讨会又专门强调提出“把改造传统动能和培育新动能结合起来”。
地方政府供给侧改革要辩证处理加减法
许多省市从“去产能”入手，抓住重点任务，给供给侧改革“破题”，但是在辩证处理加减法上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
如何认识去产能和新动能的关系？去产能和培育新供给、新动能是同向并肩而行的两条河流，只有两条河流合二为一，才意味着供给侧改革真正见到了一定的成效。仅仅把过剩产能或者老化的产能企业关了或停产、限产，还不能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有当过剩产业的生产要素，比如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管理转移到新供给、新动能领域中，才是真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2012年11月发表的《新供给主义宣言》中，我举了苹果手机的案例：在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苹果智能手机用新供给创造了新的需求，相关产业链拉动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然后该行业的一些老供给就必然要退出了，比如诺基亚、摩托罗拉，有的倒闭、有的被收购了。每次新供给的产生都是“破坏性创造”的过程。神州出租车或其他网约车公司，虽不是苹果手机那样的新产品，而是一种新的商业技术和管理模式，也是新供给新动能。之前人们打不到车不是因为没有汽车，也不是没有驾驶员，而是因为有出租车运营牌照管制，抑制了有效供给。网约车创造了新的供给，解放了生产力，满足了新的需求。
但无论是苹果的手机，还是网约车为代表的新供给，都会冲击老供给，网约车一出来，传统的出租车日子就不好过了。
既然新供给、新动能的产生必然伴随着老供给、过剩产能的退出，那么“去过剩产能”也是遵循了市场的客观规律。但是如果某些省市在贯彻落实供给侧改革方案中，只是片面强调“去产能”和“去库存”，而不知道如何培育新供给、新动能，就变成了只做减法，不做加法，势必对经济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在各省市供给侧改革方案中，上海、深圳、北京中关村在培育创新环境和补制度短板等方面都很有特色。还有一些省份，比如四川在强调“三去一降一补”作为重点任务的同时，还提出了“一提一创一培”，在培育新供给、新动能方面也想在了前面。
关键领域突破须发动基层或智库作用
很多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已经暴露得很充分，是该动真刀真枪的时候了，以医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例，不论是魏则西事件还是广东伤医案，仅仅是医疗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一个侧面，任何微小事件都可能迅速引发全社会的不满。所以这种情况下要尽快展开医疗供给侧改革，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也不能搞形式主义，换汤不换药；更不能把什么问题都推到机制上或者所谓的世界性难题上。医疗供给侧改革，应短期治标，增加医疗有效供给；中期疏通经络，改善供给结构和质量；长期治本，提高医生公信力，建立医护人员的培养机制。
在教育、金融、土地、能源、交通运输等领域也是一样，不是这些行业和部门的人不专业、不懂，而是他们太专业，懂得“太多了”。比如教育，大学校长、中学校长们对教育的情况非常清楚。但一谈教育改革他们就讲一堆的客观原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最终结果这就是中国现实非得这样，而且他们还一肚子苦水。但是为什么学生对我们的教育不满意？家长对教育不满意，用人单位不满意？
金融也是一样，银行行长们、金融监管部门的领导们，他们对金融的情况非常清楚，对“地表水”怎么流很清楚，“地下水”怎么流很清楚，“沟沟坎坎”怎么拐也清楚，但一谈起金融改革，就把事情搞得异常复杂，造出一堆专业名词，让领导和领域外的人听不懂。但金融有那么复杂吗？金融的功能就是在储蓄者和企业之间用最低的成本架设一座桥梁，中国“钱最多”，中国居然“钱最贵”。一方面是100多亿人民币的巨额储蓄，另一方面是中小企业融资贵、融资难。中国的金融机构并没有在二者之间架设桥梁。
有些改革，比如地方供给侧改革，必须放手发动基层，探索出成功案例，然后由政府引导推广；而专业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则必须发动独立智库参与。中国正在兴起的一批新型民间智库，在经济上、思想上独立，以建设性、可操作性为研究原则，不以赚取课题收入或获得领导批示为目标，也许可以在下一步供给侧性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
衡量供给侧改革成效的标准是解放生产力
实事求是地看，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就是供给结构老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抓住了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因此，党中央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根据国内情况和国际形势做出的战略性选择和主动选择。最近在G20峰会上，国际社会也开始关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个驾驶员，当他发现三个“油门”——投资、消费、刺激出口都踩到底了，车子还在减速，怎么办？驾驶员一定会停下来看看发动机有没有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发动机”的角度提高中国经济的动能，创新增长方式，从根本上培育长期动能。
既然我们如此战略性地重视供给侧改革，如果有些省市还是“抄抄文件”，不知道怎么培育新供给、新动能；有的部门只在这些边边角角的问题上出台一些办法，而在真正怎样降低土地的供给成本、降低资金的成本和提高劳动的供给效率方面没有实质动作，或在医疗、教育、能源、金融这些明摆着最严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矛盾上不尽快出台可操作性的改革措施，再过两三年，该怎么向国人和关注我们的国家提交答卷呢？
因此，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讨论衡量改革成效的标准。衡量供给侧改革成效的标准应该是解放生产力。从短期成效来看，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转型的力度。转型需要依靠完善的要素市场和强大的社会保障，推动生产要素从供给过剩、供给老化的行业向新供给形成、新供给扩张的产业转移。二是放手的效果。通过简政放权，市场主体的成本降低了多少？通过放管结合，民间投资的活力增加了吗？通过优化服务，创新创业的环境改善了吗？总体而言就是新供给新动力涌现的障碍和约束减少了没有？三是改革的深度。通过深化改革，提高要素供给效率，全面降低要素供给成本，让人口与劳动、土地与资源、金融与资本、技术与创新、制度与管理五大财富源泉充分涌流。
从长期成效来看，只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只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及时正确地加以引导，各地、各行业、各领域一定会出现百花齐放的良好改革局面，因地制宜地创新增长方式，中国经济也一定会焕发新的增长活力。
（作者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