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伟楠
从2016年年初政府报告提出培育新经济,到简政放权、鼓励民间投资,国务政策正在以日益开放、日益接近民生的方式抵达公众生活的每一面。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为新经济提供新动能。那么,政策如何给“新”更大的发展和成长空间?这些新政策如何改变我们的经济,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认为,只要我国经济增速不断出现一些小的L型,中的L型,大的L型,这些L型叠加起来,就会成为一个长期经济增长走向。这样就使我们未来长期发展的路径更加乐观。
落实政策,让政策产生红利
国务院办公厅信息公开办主任向东表示,政府决策和施政行为往往是重大的环境变量,政府制定的政策,出台的措施,往往会改变公众和企业的生产生活环境,因此,相关信息必须及时、准确、全面地公开,否则,公众很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益受损。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经济改革在很多问题上都同政府和市场关系相关联,很多问题还处在一个攻坚阶段。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重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场在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另外一方面,从我们现实经济生活,尤其从经济生活的突出矛盾问题来看,无论是发展民营经济、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还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关键都在于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蔡昉在近期在京举办的凤凰政能亮高峰论坛上表示,现在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而新常态的一个特点是需要引领,产业结构要升级换代,要优化经济增长的动能,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型转向新的生产率提高。引领就是需要“好政策”,“好政策”应该用是不是可以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来衡量,因此说,要落实政策,让政策产生红利。
稳中求进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
首先就稳中求进的重要性谈几点看法。蔡昉表示,研究经济问题容易忽略最基本的大原则,而关注细节。其实我们如今遇到的问题,不是小的周期性的波动,不是技术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大的思路性问题,是由发展阶段性的变化导致的。因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头脑,有大的战略思维。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中求进”提升为治国理政的一个基本原则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因此,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要立足于稳中求进,这是总基调。
蔡昉称,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新常态第一个特点。对于这个增长速度而言,稳中求进就是通过供给结构性改革,启动生产力的新引擎。传统的经济增长引擎,如人口红利、劳动力无限供给;劳动力充足,资本回报率比较高。只要将资本进行配制都会得到不错的收益。但这些都将成为过去。随着劳动力短缺,新成长劳动力进入的速度放缓,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也将放慢。过去劳动力总量不足,可以通过结构调整,让农民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带来生产力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如今,这个过程也放慢了。
不追求V型反弹
我国经济今天以及未来有怎样的形势?蔡昉认为是“一个V字型,三个L型。”
蔡昉称,先看V字型。经济增长速度有一个理论速度,有一个现实速度。理论速度就是潜在增长率,就是生产要素供给、生产要素配置这些都是禀赋,这些拿来能够保持在什么样的增长速度上,是客观的。可以把它配置得更高一些,但不能改变要素,至少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因此潜在增长率是长期、稳定的。
在“十二五”之前,我国有大约30多年的时间潜在增长率是10%,我们那个时候充分利用潜力,平均增长速度也就是10%。但那时也有波动,实际每年经济增长率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增长速度的波动性减去稳定的潜在增长率,如果增长速度快一些,这个增长率就得到正的增长缺口,通常就是经济过热,有时会导致通货膨胀。因此经济就要冷却一下,回到潜在增长率上来。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在平均增长速度之下,我们想就要用宏观经济刺激的办法,使其回归潜在增长率。
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缺口为负的时候,我们通过政策使其回归潜在增长率。这就形成了V字型或者是V字型的变动。所以,经济增速下行就实行刺激政策。但在新常态下,因为潜在增长率不再是10%,如前所说的劳动力改善、人力资本改善也放慢了,生产率的提高也在放慢,资本回报率在下降,这些都不可能再支持10%的增长速度。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时候,实际增长速度也降下来了,但是两者之间不存在着一个负的增长缺口。换言之,如果超越了自己潜在增长能力,其实是不适合的。因此,我们不应该指望V字型的经济反弹。
确立L型经济增长走向
3个L型的经济增长,其实可以分别对应三个时期。蔡昉解释道,第一是非常短期内的L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是从2012年开始的,2012年之后每年经济增长速度都往下走一些。2014年底第四季度到2016年第一季度,这段时间内每一个季度的增长速度都是往下走,但是2016年4个季度经济增速保持在稳定的预期目标6.7%上。因此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按照原来减速的图象,2016年保持了稳定的速度,那么其实已经形成了第一个非常短期、近期的L型的轨迹。它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即“利用好的政策,推进改革,供给侧的改革加上扩大总需求,两者之间是可以在一年之中见成效,带来了改革的红利、政策的红利”。
第二个L型是中期的,应该在2020年“十三五”结束的时候见效。蔡昉指出,这需要努力,因为还没有发生。首先,到现在为止,“十三五”应保持什么样的速度,我们做了一些研究,测算了中国潜在增长率。假设没有大的改革,按照原来的趋势,“十三五”的潜在增长率是6.2%,但是如果加上适度改革红利,政策红利,我们可以达到6.7%,但也不应该再高了,再高可能就不一定是政策红利,可能是刺激的结果。因此,6.2%-6.7%之间,一个做上限,一个是做下限,是我们“十三五”时期合理经济增长区间。这个合理增长区间有它的依据,这个底线就是不突破潜在增长率。如果突破潜在增长率会有周期性失业现象,民生就不能得到有效的改善;如果超过了上限的话,可能会导致资产泡沫等等的结果。如果在今后的4年里,能够保持平均6.5%的话,就是相对稳定下来。因此今后若保持6.5%的增速,在这两个上限和下限之间,是更加趋向于上限的结果。它的启示在于:如果我们及时推进改革,落实政策,我们在“十三五”时期可以实现一个中期L型。
第三个L型是长期的。蔡昉说道,中等收入陷阱跨过去以后中国经济怎么发展?因此我们还要看更长的时间,还要看2020年之后。这个期间是什么,我们做了一个模拟,如果一系列政策出台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这些改革可以取得带来“真金白银”的效果,也就是这些改革可以提高劳动参与、提升劳动力的供给;可以改善全要素的生产力,新的动能来替代旧的东西;还有一些改革可能会在未来提高劳动力的供给等……这样在达到最好结果的情况下,同时配以人口政策调整,可以提高到接近1.8%水平的情况下,2020年之后,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趋势会明显转变,甚至会有略有回升,将会形成一个长期的L型。
蔡昉认为,我们不追求V字型的反弹,只要不断出现一些小的L型,中的L型,大的L型,这些L型叠加起来,就会成为一个长期经济增长走向。中国不可能长期保持超高的增速,但不断叠加的L型会不断地延缓增速下降的过程。这样就使我们未来长期发展的路径就更加乐观,我们2020年的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和2050年第二个百年目标都会到来得更丰满一些,更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
□记者 张伟楠
从2016年年初政府报告提出培育新经济,到简政放权、鼓励民间投资,国务政策正在以日益开放、日益接近民生的方式抵达公众生活的每一面。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为新经济提供新动能。那么,政策如何给“新”更大的发展和成长空间?这些新政策如何改变我们的经济,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认为,只要我国经济增速不断出现一些小的L型,中的L型,大的L型,这些L型叠加起来,就会成为一个长期经济增长走向。这样就使我们未来长期发展的路径更加乐观。
落实政策,让政策产生红利
国务院办公厅信息公开办主任向东表示,政府决策和施政行为往往是重大的环境变量,政府制定的政策,出台的措施,往往会改变公众和企业的生产生活环境,因此,相关信息必须及时、准确、全面地公开,否则,公众很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益受损。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经济改革在很多问题上都同政府和市场关系相关联,很多问题还处在一个攻坚阶段。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重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场在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另外一方面,从我们现实经济生活,尤其从经济生活的突出矛盾问题来看,无论是发展民营经济、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还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关键都在于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蔡昉在近期在京举办的凤凰政能亮高峰论坛上表示,现在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而新常态的一个特点是需要引领,产业结构要升级换代,要优化经济增长的动能,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型转向新的生产率提高。引领就是需要“好政策”,“好政策”应该用是不是可以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来衡量,因此说,要落实政策,让政策产生红利。
稳中求进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
首先就稳中求进的重要性谈几点看法。蔡昉表示,研究经济问题容易忽略最基本的大原则,而关注细节。其实我们如今遇到的问题,不是小的周期性的波动,不是技术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大的思路性问题,是由发展阶段性的变化导致的。因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头脑,有大的战略思维。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中求进”提升为治国理政的一个基本原则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因此,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要立足于稳中求进,这是总基调。
蔡昉称,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新常态第一个特点。对于这个增长速度而言,稳中求进就是通过供给结构性改革,启动生产力的新引擎。传统的经济增长引擎,如人口红利、劳动力无限供给;劳动力充足,资本回报率比较高。只要将资本进行配制都会得到不错的收益。但这些都将成为过去。随着劳动力短缺,新成长劳动力进入的速度放缓,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也将放慢。过去劳动力总量不足,可以通过结构调整,让农民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带来生产力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如今,这个过程也放慢了。
不追求V型反弹
我国经济今天以及未来有怎样的形势?蔡昉认为是“一个V字型,三个L型。”
蔡昉称,先看V字型。经济增长速度有一个理论速度,有一个现实速度。理论速度就是潜在增长率,就是生产要素供给、生产要素配置这些都是禀赋,这些拿来能够保持在什么样的增长速度上,是客观的。可以把它配置得更高一些,但不能改变要素,至少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因此潜在增长率是长期、稳定的。
在“十二五”之前,我国有大约30多年的时间潜在增长率是10%,我们那个时候充分利用潜力,平均增长速度也就是10%。但那时也有波动,实际每年经济增长率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增长速度的波动性减去稳定的潜在增长率,如果增长速度快一些,这个增长率就得到正的增长缺口,通常就是经济过热,有时会导致通货膨胀。因此经济就要冷却一下,回到潜在增长率上来。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在平均增长速度之下,我们想就要用宏观经济刺激的办法,使其回归潜在增长率。
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缺口为负的时候,我们通过政策使其回归潜在增长率。这就形成了V字型或者是V字型的变动。所以,经济增速下行就实行刺激政策。但在新常态下,因为潜在增长率不再是10%,如前所说的劳动力改善、人力资本改善也放慢了,生产率的提高也在放慢,资本回报率在下降,这些都不可能再支持10%的增长速度。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时候,实际增长速度也降下来了,但是两者之间不存在着一个负的增长缺口。换言之,如果超越了自己潜在增长能力,其实是不适合的。因此,我们不应该指望V字型的经济反弹。
确立L型经济增长走向
3个L型的经济增长,其实可以分别对应三个时期。蔡昉解释道,第一是非常短期内的L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是从2012年开始的,2012年之后每年经济增长速度都往下走一些。2014年底第四季度到2016年第一季度,这段时间内每一个季度的增长速度都是往下走,但是2016年4个季度经济增速保持在稳定的预期目标6.7%上。因此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按照原来减速的图象,2016年保持了稳定的速度,那么其实已经形成了第一个非常短期、近期的L型的轨迹。它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即“利用好的政策,推进改革,供给侧的改革加上扩大总需求,两者之间是可以在一年之中见成效,带来了改革的红利、政策的红利”。
第二个L型是中期的,应该在2020年“十三五”结束的时候见效。蔡昉指出,这需要努力,因为还没有发生。首先,到现在为止,“十三五”应保持什么样的速度,我们做了一些研究,测算了中国潜在增长率。假设没有大的改革,按照原来的趋势,“十三五”的潜在增长率是6.2%,但是如果加上适度改革红利,政策红利,我们可以达到6.7%,但也不应该再高了,再高可能就不一定是政策红利,可能是刺激的结果。因此,6.2%-6.7%之间,一个做上限,一个是做下限,是我们“十三五”时期合理经济增长区间。这个合理增长区间有它的依据,这个底线就是不突破潜在增长率。如果突破潜在增长率会有周期性失业现象,民生就不能得到有效的改善;如果超过了上限的话,可能会导致资产泡沫等等的结果。如果在今后的4年里,能够保持平均6.5%的话,就是相对稳定下来。因此今后若保持6.5%的增速,在这两个上限和下限之间,是更加趋向于上限的结果。它的启示在于:如果我们及时推进改革,落实政策,我们在“十三五”时期可以实现一个中期L型。
第三个L型是长期的。蔡昉说道,中等收入陷阱跨过去以后中国经济怎么发展?因此我们还要看更长的时间,还要看2020年之后。这个期间是什么,我们做了一个模拟,如果一系列政策出台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这些改革可以取得带来“真金白银”的效果,也就是这些改革可以提高劳动参与、提升劳动力的供给;可以改善全要素的生产力,新的动能来替代旧的东西;还有一些改革可能会在未来提高劳动力的供给等……这样在达到最好结果的情况下,同时配以人口政策调整,可以提高到接近1.8%水平的情况下,2020年之后,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趋势会明显转变,甚至会有略有回升,将会形成一个长期的L型。
蔡昉认为,我们不追求V字型的反弹,只要不断出现一些小的L型,中的L型,大的L型,这些L型叠加起来,就会成为一个长期经济增长走向。中国不可能长期保持超高的增速,但不断叠加的L型会不断地延缓增速下降的过程。这样就使我们未来长期发展的路径就更加乐观,我们2020年的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和2050年第二个百年目标都会到来得更丰满一些,更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