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向荣 胡学文
大资管时代已经到来，统一监管大势所趋。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将强化综合监管，突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资管行业洗牌加剧，保险资管将与其他资管机构展开更加激烈的角逐。2012年以来，随着保险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保险资管取得了较大发展，但行业仍然面临着“大而不强，全而不精”的困境。如何应对日趋激烈的竞争，关键在于大力提升大类资产配置能力。
未来资管业竞争的焦点在于大类资产配置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及金融市场环境正在经历重大变化：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低利率时代悄然而至，地产黄金时代落幕，刚性兑付不断打破，以优质资产稀缺为代表的“资产荒”成为新常态，资产配置的难度大大提升，但也激发了更多的寻求专业资管服务的需求，财富管理市场与养老金市场正是资管行业发展的蓝海所在。
一方面，得益于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居民财富迅速积累。2016年我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额达到165万亿人民币，复合增速21%，位居全球第二。但配置结构失衡现象突出，在地产、保险、存款、股票上的配置比例分别为65%、4%、28%、3%，地产和存款占比较高。居民财富快速积累所带来的投资需求与“资产荒”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理财预期与偏好逐渐趋于理性——从偏好自主投资开始尝试委托金融机构进行专业化管理，从过于关注投资产品收益率转向寻求资产配置建议与综合金融服务。基于此，金融机构纷纷将财富管理视为盈利增长及转型发展的新引擎。
另一方面，我国养老金体系建设迫在眉睫。第一支柱养老金面临巨大缺口，企业年金与个人补充养老保险发展滞后，覆盖范围有限，与支柱定位尚不相符。其中，企业年金名义上采取了DC模式，但在实际运作中，个人选择权尚未放开，实际由企业年金理事会或者委托专业机构充当受托人来集中统一管理企业年金计划，缴费责任、管理义务与相应的风险责任归于企业，客观上导致企业代替政府承担了一部分的统筹风险。这与第二支柱的设计初衷有所背离，不利于其发展。从国外发展经验来看，放开个人投资选择权是推动养老金长期投资、合理投资的重要机制。当前，我国养老形势日趋险峻，个人投资选择权的放开大势所趋，而成功的关键在于引入具备养老金管理能力的专业资管机构进行市场化的投资管理。对于资管机构而言，蕴含着重大发展机遇。
我国财富管理与养老保险市场方兴未艾，发展潜力巨大毋庸置疑，而大类资产配置正是其发展的核心要义。国内外经验数据证明，大类资产配置解释了绝大部分的投资组合收益。因此，脱离大类资产配置来探寻资管机构能力提升无异于舍本逐末。低利率、低增长、高波动的新常态下，不断积累的资金需求与“资产荒”之间的矛盾仍将持续，投资单一资产获利的难度大大提升，大类资产配置正是调节这一矛盾的重要工具，是各金融机构角逐大资管市场的重要抓手。随着居民理财意识的觉醒与升级，对于退休储蓄、财富增值的需求不断加剧，但个人投资者在专业投资能力上比较欠缺，大类资产配置能力更是其中的痛点所在，故而对专业资管服务的刚性需求上升，资管行业大有可为。
保险资管历来追求长期绝对收益，在大类资产配置方面拥有丰富的相关经验。不仅如此，从投资理念、投资经验、现有产品条线等多方面来看，其与财富管理、养老金管理对于长期保值、增值的资金需求高度匹配。尤其是在养老金管理方面，保险还可以充分发挥长期精算技术和长寿风险管理方面的专业优势。因此，抢占财富管理与养老保险市场，充分发挥大类资产配置的先发优势，是保险资管的顺应之举。
大类资产配置能力的核心要素探析
大类资产配置涵盖了“客户需求分析-战略资产配置-战术资产配置-组合管理-投后监控与优化”的全流程，是投资、研究、产品开发、风险管理、系统建设等多项能力的大集成。宏观形势的错综复杂与金融科技浪潮的冲击，对大类资产配置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核心要素主要体现在：
1.资产负债匹配管理能力：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是资管业的经营原则，不同客户在不同阶段的风险偏好、预期收益、资金久期及成本不尽相同，相应的资产配置必然存在差异。顺应客户需求，提供差异化的资产配置方案正是资管机构专业价值的体现。大类资产配置始于对客户需求的深入剖析，资产负债匹配管理是基石。保险资管一直以来秉承着资产负债匹配管理的理念，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享有一定的先发优势。
2.投研能力：当前，大类资产配置正在向多元化、策略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需要在固定收益、权益市场、衍生品、大宗商品、外汇市场、另类投资、海外市场等多领域进行更为专业化的运作。作为大类资产配置的根本保障，卓越的投研能力不仅包括宏观策略层面的洞察研判，还需要在组合管理层面对具体的投资品类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密切的跟踪。从国际经验来看，瑞银、摩根大通等均配置了顶级的大类资产配置研究团队，覆盖宏观及策略分析、重点大类资产类别行业研究等。
3.产品开发能力：大类资产配置策略的最终落地执行，离不开丰富多样且不断迭代创新的产品体系的支撑。产品的广度对于满足差异化的投资需求至关重要。以摩根大通为例，其在全球市场的各个资产类别都有丰富的优质产品，覆盖不同资产类别、不同投资策略、不同投资周期、不同客群。随着保险资金运用范围的不断拓宽，保险资管的投资范围基本实现了从传统到另类、从境内到境外、从虚拟到实体的金融资产类型全覆盖，在跨区域跨品种投资上具有一定的优势。
4.业绩归因与风险管理能力：业绩归因分析是全面透彻地了解驱动投资组合的因素并评价其表现的过程，是大类资产配置优化、调整的重要依据。风险管理贯穿于大类资产配置的始终，随着投资品类的多元化，投资组合风险管理日渐重要。保险资管历来遵循长期、稳健的投资理念，在信用评级、风险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随着风险日趋复杂，仍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5.数据积累及系统建设：大类资产配置离不开对金融大数据的积累、沉淀、挖掘、分析。目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金融科技为提升大类资产配置能力提供了更有效的技术手段，也在智能投研、量化策略、智能投顾等多个领域对资管机构造成冲击。因此，强调数据积累以及相应的系统建设是大类资产配置的重要技术保障。资管机构需积极引入金融科技的技术与手段，完善数据、系统以及分析工具建设。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拓展保险资管发展空间
作为资管领域的新兵，保险资管进入时间晚、经验浅，在行业变局的时间窗口，迫切需要加强大类资产配置管理能力建设以推进转型发展。大类资产配置能力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保险资管需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不断锻造相关能力，优化完善流程，培育优秀的专业人才。同时，建议监管部门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给予保险资管更加灵活自主的发展空间，积极引导、扶持保险资管的成长，具体建议如下：
(一)坚持保险资管的专业资管机构定位
当前，资管政策仍集中于保险资管公司接受保险公司委托管理保险资产，关于受托管理第三方的业务还存在制度真空，其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法律地位、政策、市场化竞争、经营环境方面的障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保险资管机构的发展。保险资管正在通过“双向开放”的路径介入到大资管领域，相应的监管亦需顺势而为——将保险资管定位为专业化、市场化的资产管理机构，而非保险公司的附属投资机构。因此，保险资管所遵循的业务准则和监管法规的导向是引导保险资管回归“受人委托、代客理财”的资管本源。随着第三方受托业务的发展，保险资管的资金来源日趋多元化，除了保险资金外，还包括银行资金、企业年金、养老金、公募基金等，相应的监管也需要注意区分保险资金运用与保险资产管理的资金运用。在受托管理保险资金时，仍然坚持以符合保险业特点的方式进行监管，而对于非保险资金的资产管理，在投资范围、投资比例、产品形式等方面，建议与金融同业监管趋于一致。
(二)赋予保险资管更大的发展空间
现行法规明确规定，保险资金运用的资产配置职能由保险公司履行，保险资管机构仅以受托人的角色，执行委托人的资产配置指引。虽充分强调了资产配置在保险资金运用中的重要性，但在实际的运行方面仍有商榷空间。保险资管大多脱胎于保险公司的投资管理部门，对保险资金属性有深刻洞察，以独立的资产管理机构专司资产端投资运作的十余年以来，在投资研究、组合管理、投后管理、风险控制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如前文所述，大类资产配置本身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科学化的系统性工作，尤其是随着保费规模的高速增长，配置难度不断攀升，若规定该项职能必须由保险公司承担，或会分散保险公司在产品端的精力与投入。我国保险资管与保险公司大多处于集团管控下，若给予集团内部在资产配置职能划分上更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让保险资管承担更多的资产配置职能，有助于发挥集团内部各机构的综合协同效应，实现专业化分工，对于同步提升负债端与资产端的竞争力大有裨益。
(三)引入股权激励等机制创新，提升行业人才吸引力
资管行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高端人才的竞争，构建长效激励机制对于资管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和激发公司活力具有重要意义。人才问题一直是保险资管行业发展的掣肘，根据韬睿惠悦的调研显示，保险资管公司投资人员流失现象较为严重，其核心在于薪酬竞争力不足。反观金融同业，证监会自2013年以来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券商、基金、期货公司组织机构创新，支持管理层、投研人员及业务骨干等专业人士持股或实施利润分享计划，多家券商、基金纷纷推出员工持股计划，人才高地效应显著。保监会2015年出台《关于保险机构开展员工持股计划的通知》，但实践中保险资管推行员工持股计划的案例则较为少见，如何探索有效的长效激励机制是摆在监管和行业面前的共同难题。未来，希望监管能够继续支持有条件的保险资管机构进行激励机制创新，积极探索多样化的员工持股方案，提升保险资管的人才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