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融资产占比社会净财富达98%财富存量需要优化配置
发布时间：2021-03-18 07:50:16 作者：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实习记者 于文哲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北京发布《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本书编制了2000年至2019年共计20年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数据。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社会净财富675.5万亿元，增速高于名义GDP增速，经济发展呈现“存量赶超”，由此，未来中国经济需要进行“存量改革”。
“流量赶超”让位于“存量赶超”
数据显示，中国社会总资产已经由2017年的接近1400万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1655.6万亿元。考虑到2019年的社会总负债达到980.1万亿元，则社会净财富为675.5万亿元，人均社会净财富约为48.2万元。其中居民部门财富为512.6万亿元，居民人均财富约为36.6万元。
就2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中国财富规模大幅增长，充分反映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从社会净财富由国内非金融资产和对外净资产的构成来看：国内非金融资产由2000年的38.4万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661.9万亿元；国内非金融资产是社会净财富的主体，2019年占比高达98%。中国对外净资产由2000年的0.48万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13.6万亿元，这意味着就全球而言中国是净储蓄的提供者。
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GDP已经由2000年的10万亿元攀升到2019年的接近100万亿元；财富存量由2000年的不到39万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675.5万亿元。2000年至2019年，中国名义GDP的复合年均增速为12.8%，社会净财富的复合年均增速为16.2%。财富增速快于名义GDP增速（更快于实际GDP增速）。由于GDP是流量指标，财富是存量指标，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的“流量赶超”已经让位于“存量赶超”。
中国社会净财富相对于GDP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的贡献：较高的储蓄率和价值重估效应。较高的储蓄率直接对应较高的固定资本形成率，各部门的固定资本形成带来了非金融资产的每期增量。在每期的总产出中，消费占比相对较小，而投资占比相对较大，促进了中国财富总量的更快增长。财富总量上涨的另一个因素是价值重估过程——土地增值、股票、房地产价格上涨等因素均促进了存量资产的市场价值上升。
以2018年的数据作比较，中国的GDP占美国的65%，社会净财富占美国的80%。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存量赶超，除了经济快速增长加上高储蓄、高投资，也包含价值重估因素。后者除了一般资产价格变动，还有人民币汇率变动。不过，从人均角度看，中国财富占美国财富的比重还不到20%。
推进财富存量与债务存量改革
《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提出，在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需要推进存量改革，主要涉及财富存量和债务存量的调整，以及从动态角度重塑增量与存量的关系。
一方面，财富存量需要优化配置。就中国而言，政府配置的资源涵盖政府代表国家和全民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事业资源。当前政府配置资源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市场价格扭曲、配置效率低下、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因此，需要推进存量改革，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更多引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手段，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具体来说，第一，自然资源方面，要以建立产权制度为基础，实现资源有偿获得和使用。第二，国有经济方面，要完善退出机制，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第三，推出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第四，改革“科教文卫”，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另一方面，要妥善处置存量债务并发展“可持续”债务积累模式。在存量债务结构中，国有企业债务以及地方政府债务占“大头”，是债务处置的重点。对于国有企业债务处置，《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建议，首先，将融资平台债务覆盖入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不少融资平台债务原本属于政府债务范畴，但2015年生效的《预算法》不予确认。其次，通过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化解部分国有企业债务。最后，“僵尸国企”应有序退出。对于地方政府债务处置，《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建议，一是扩大地方债券发行量，不仅是用于弥补当年的赤字，减少增量的隐性债务，还将用于置换存量的隐性债务（如融资平台债务）；二是盘活政府存款；三是通过地方政府资产（如地方国企等）的处置，部分化解债务风险。
未来需发展“可持续的”债务积累模式。中国经济的赶超体制，同样也是当前中国杠杆率高企的体制根源。因为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地方政府的扩张冲动以及金融机构的体制性偏好，会在中央政府担保或兜底的支持下“变本加厉”，导致信贷扩张“任性”，激励与行为方式发生扭曲，从而形成大量的债务积累和风险集聚。因此，取消政府隐性担保、打破刚兑，包括打破“国企信仰”，让传统的公共部门债务积累方式无以为继，这样才能形成以市场化风险定价为基准的“可持续”的债务积累模式。
□实习记者 于文哲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北京发布《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本书编制了2000年至2019年共计20年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数据。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社会净财富675.5万亿元，增速高于名义GDP增速，经济发展呈现“存量赶超”，由此，未来中国经济需要进行“存量改革”。
“流量赶超”让位于“存量赶超”
数据显示，中国社会总资产已经由2017年的接近1400万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1655.6万亿元。考虑到2019年的社会总负债达到980.1万亿元，则社会净财富为675.5万亿元，人均社会净财富约为48.2万元。其中居民部门财富为512.6万亿元，居民人均财富约为36.6万元。
就2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中国财富规模大幅增长，充分反映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从社会净财富由国内非金融资产和对外净资产的构成来看：国内非金融资产由2000年的38.4万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661.9万亿元；国内非金融资产是社会净财富的主体，2019年占比高达98%。中国对外净资产由2000年的0.48万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13.6万亿元，这意味着就全球而言中国是净储蓄的提供者。
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GDP已经由2000年的10万亿元攀升到2019年的接近100万亿元；财富存量由2000年的不到39万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675.5万亿元。2000年至2019年，中国名义GDP的复合年均增速为12.8%，社会净财富的复合年均增速为16.2%。财富增速快于名义GDP增速（更快于实际GDP增速）。由于GDP是流量指标，财富是存量指标，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的“流量赶超”已经让位于“存量赶超”。
中国社会净财富相对于GDP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的贡献：较高的储蓄率和价值重估效应。较高的储蓄率直接对应较高的固定资本形成率，各部门的固定资本形成带来了非金融资产的每期增量。在每期的总产出中，消费占比相对较小，而投资占比相对较大，促进了中国财富总量的更快增长。财富总量上涨的另一个因素是价值重估过程——土地增值、股票、房地产价格上涨等因素均促进了存量资产的市场价值上升。
以2018年的数据作比较，中国的GDP占美国的65%，社会净财富占美国的80%。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存量赶超，除了经济快速增长加上高储蓄、高投资，也包含价值重估因素。后者除了一般资产价格变动，还有人民币汇率变动。不过，从人均角度看，中国财富占美国财富的比重还不到20%。
推进财富存量与债务存量改革
《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提出，在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需要推进存量改革，主要涉及财富存量和债务存量的调整，以及从动态角度重塑增量与存量的关系。
一方面，财富存量需要优化配置。就中国而言，政府配置的资源涵盖政府代表国家和全民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事业资源。当前政府配置资源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市场价格扭曲、配置效率低下、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因此，需要推进存量改革，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更多引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手段，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具体来说，第一，自然资源方面，要以建立产权制度为基础，实现资源有偿获得和使用。第二，国有经济方面，要完善退出机制，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第三，推出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第四，改革“科教文卫”，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另一方面，要妥善处置存量债务并发展“可持续”债务积累模式。在存量债务结构中，国有企业债务以及地方政府债务占“大头”，是债务处置的重点。对于国有企业债务处置，《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建议，首先，将融资平台债务覆盖入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不少融资平台债务原本属于政府债务范畴，但2015年生效的《预算法》不予确认。其次，通过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化解部分国有企业债务。最后，“僵尸国企”应有序退出。对于地方政府债务处置，《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建议，一是扩大地方债券发行量，不仅是用于弥补当年的赤字，减少增量的隐性债务，还将用于置换存量的隐性债务（如融资平台债务）；二是盘活政府存款；三是通过地方政府资产（如地方国企等）的处置，部分化解债务风险。
未来需发展“可持续的”债务积累模式。中国经济的赶超体制，同样也是当前中国杠杆率高企的体制根源。因为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地方政府的扩张冲动以及金融机构的体制性偏好，会在中央政府担保或兜底的支持下“变本加厉”，导致信贷扩张“任性”，激励与行为方式发生扭曲，从而形成大量的债务积累和风险集聚。因此，取消政府隐性担保、打破刚兑，包括打破“国企信仰”，让传统的公共部门债务积累方式无以为继，这样才能形成以市场化风险定价为基准的“可持续”的债务积累模式。
